Posted by 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稱他為“當世第一流詩僧”；王闿運稱其“近代方外之工吟詠者”，當推他為巨頭；錢仲聯《近代詩鈔》著錄僧侶詩人僅兩家，他為其一；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論他的詩，具有“額定”“別派”之臉孔與成績。他就是清末平易近初同時在釋教界與詩壇享有盛名的“八指梵衲”釋敬安。詩僧敬安滿懷赤子之心，把“僧”與“詩”都做到了極致。
釋敬安
釋敬安致陳三立信札手跡
1919 年由楊度編印的《八指梵衲詩集》
洞庭波送一僧來
八指梵衲，法名釋敬安，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咸豐元年辛亥尾月初三（1852年1月23日），字寄禪，俗姓黃，名讀山。他自稱“為山谷白叟（宋代文學家黃庭堅）遠孫”。在其《自述》中，亦云：“先世為山谷白叟裔孫，宋時由江西遷茶陵，明末由茶陵遷湘潭之古潭。”二十七歲行腳，因于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星期，燃左手二指供佛，自此號為“八指梵衲”。
敬安之先世數代，皆為農戶。怙恃育有四女三男，讀山為次子。七歲失恃，諸姊已嫁，常寄食鄰家。十二歲失怙，停學為人牧牛，任童仆，受盡熬煎侮辱，竟至昏逝世數次。嗣后兄亡，唯與弟相依為命。“一日，見籬間白桃花忽為風雨摧敗，不覺掉聲年夜哭，因慨然動出塵想”，遂于同治七年（1868）往湘陰法華寺落發，法名敬安。
同治八年（1869）春，敬安離開衡陽岐山仁瑞寺。恰是在這里舞蹈教室，他與詩歌結下了平生的人緣。寺中維那（注：梵剎中的一種僧職）名精一，參禪學私密空間佛之余，甚好作詩。敬安詫怪其“不究天職，而學世諦文字”，精一卻譏笑他說：“汝灰頭土面，只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丈人別有懷抱也！”這讓他含混覺得，禪與詩之間年夜有關系在。同治十年（1871），敬安往巴陵探視舅父，登岳陽樓，遠望波瀾浩淼，信口開河“洞庭波送一僧來”。這是他生平的第一句詩，回來后曾告知郭嵩燾的從侄郭菊蓀，郭氏年夜為嘆賞，認為“于詩殆有夙根”，乃授以《唐詩三百首》。這即是敬安學詩的發端。
顛末岐山五年的修習錘煉，1875年起，敬安開端了長達10年的漫游，萍蹤踏遍武漢、鎮江、姑蘇、常州、杭州、寧波。他把這種游歷稱為“行吟”，每到一處，多與郡縣文人、寺庵僧流結社吟唱。短短數年內，敬何在詩壇初露頭角，申明漸起。
光緒十年（1884）秋，33歲的敬安回到湖南。在長沙，他與陳三立等名流瞭解，常茶集、詩會于上林寺、麓山寺。光緒十二年（1886）六月，湖講座場地湘詩壇泰斗王闿運遍邀在湘耆舊名流，雅集于景致秀麗的碧浪湖，新開碧浪吟社。與會者數十人，推王闿運為社長，極一時人文之盛。以后十數年間，不按期有碧浪湖詩會。恰是在這種雅集機緣中，敬安結識了一大量文苑名人、官場顯宦，并以其詩歌稟賦與真誠豪放的特性獲得他們的承認與採取。
以身殉教法源寺
1889年起，敬安先后掌管衡陽年夜羅漢寺、南岳上封寺、衡山年夜善寺等六年夜森林，逐步樹立起在釋教界的高尚名譽。湖南巡撫吳年夜澂非常禮重敬安，敬安也恰是在處所官府的支撐下，盡力光復寺產，整理規制，補葺古剎，又開堂說法，接引學人，遂使這些森林噴鼻火接續，面孔次序遞次一新。
光緒二十八年（1902），51歲的敬安應眾僧之請，掌管浙江寧波名剎天童寺。自晚清以降，經承平天堂衝擊，釋教受禍甚劇，加之新舊之學比武，張之洞代表洋務派，在其有名的《勸學篇》中提出“廟產興學”，即充公寺產興辦書院，全國各地時有寺產爭取的事務產生，對釋教保存形成嚴重要挾。光緒三十四年（1908），敬何在寧波開辦僧教導會，把寧波府各縣的僧教導會組織起來，敬安出任會長。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區域性釋教組織。同時辦起了僧眾小學、公民小學。一則改造空門傳統授學方法，培育僧世人才；一則協調牴觸，適應潮水，以贊助公民教導。其意義正如他本身所說：“國之有僧學，實始此也。”
宣統三年（1911），辛亥反動迸發，南邊諸省先后呼應，江浙均告收復。敬安處此年夜變局中，以為“平易近主政治以不受拘束、同等泛愛為精力，我佛弘旨，最為合適，政教并進，斯當時矣。”于是離開上海，“結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建議籌建全國性釋教組織——中華釋教總會，并攜總會章程綱領赴南京，謁見姑且年夜總統孫中山。翌年即平易近國元年，孫中山對釋教總會的綱領作了覆函，表現贊成，并交教導部存案。四月，各地釋教人士湊集于上海留云寺，召開代表年夜會，正式成立了中華釋教總會。本部設在上海靜安寺，機關設在北京法源寺，敬安被推薦為首任會長。
那時，湖南寶慶又起攘奪僧產、燒燬佛像的事務，洶洶難以停息，本地僧侶聯名上書外務部請求回應版主，并央請敬安出頭具名調處。作為總會會長，義務與任務皆不容坐視，生死攸關，火燒眉毛，決計親身北上請愿，據理抗爭。未料至京后，與官方交涉未果，郁憤填膺，身心交瘁，一代僧界魁首，圓寂于北京法源寺，以身殉教。
詩中彌漫赤子心
敬安平生愛詩如命，他的文學稟賦，也光鮮而集中地表示于詩歌，吟詩四十年，存詩近二千首。敬安詩作貴在真情彌滿，全無世俗所謂落發人的超脫塵凡、盡滅情識。其法嗣太虛僧人贊譽他是“血性人”，老友俞明震確定他“不因禪定便無情”，他也曾自白：“我學佛者非真無戀人也”。一個“情”字，庶幾可歸納綜合敬安詩歌的精力內質。
敬安對內陸滿懷赤子之情。“逃空那無暇國法，盡有哀時淚未收”（《殘臘登掃葉樓》）。這種“聲聲欲喚國魂醒”的激烈感情，是敬安詩作的凸起特征。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月，八國聯軍從天津抨擊打擊北京，城市村落釀成一片廢墟，不啻曠劫，敬安痛憤不已：“強鄰何太酷，涂炭我生靈。北地嗟成赤，西山慘不青。陵寢今牧馬，宮殿只飛螢。慨氣蘆溝水，惟余戰血腥。”（《贈吳漁川太守六首》之三）
翌年秋，李鴻章代表清廷和東方列強簽署了《辛丑公約》。新聞傳開，舉國震動。當時敬何在長沙，由於故人故交謫宦，寄詩相慰，國是情面，兩相煎心，他在詩中嘆道：“天上玉樓傳詔夜，人世金幣議和年。哀時哭友無限淚，夜雨江南應未眠。”在戊戌變法前后，“憂國”二字，幾次進詩，“舞蹈場地時勢已這般，神州將陸沉。寧堪憂國淚，忽上道人襟。”（《感事呈葉吏部》）
面臨飽受強鄰侵犯，積弱積貧的局面，他不只憂悶悲哀，還有金剛瞋目，振臂疾呼的時辰：“茫茫滄海正橫流，銜石難填精衛愁。誰謂孤云意無著，國仇未報老衲羞。”（《感事二十一截句》）并甦醒熟悉到：“法運都隨瑜伽教室國運轉，普通同受外魔欺。”要真正信教弘教，必需邦國強盛，護教必先衛國。
他直斥當朝權要，“煙塵方澒（hòng）洞，朝士半偷生。”（《贈吳漁川太守》）“悲傷蒿目此何世，嘗膽臥薪寧有人？商女琵琶還度曲，天孫芳草尚迷春。”（《與友人游張園感而有作》）好善嫉惡的性情，鑄就他詩中瞋目金剛的抽像。
敬安對于蒼生磨難有著深切的悲憫之情。將空門寬大之慈善度生之理念，與“窮年憂黎元”的憫世肚量相融會，遂使其詩歌具有“詩史”之價值。“我不愿成佛，亦不樂生天”，但看“民眾盡溫飽，俱登仁壽筵”（《古詩八首》），對眾生疾苦，他感同身受。
光緒十三年（1887），黃河在鄭州四周決口，致使千百萬人受災，流浪掉所。敬安哀平易近生之多艱，怒朝政之腐朽，寫下了《鄭州河決歌》，“舍身愿進黃流中，抗濤速使河勝利”。
1906年，江淮一帶洪水泛濫成災，饑饉相繼，逝世者有數，詩人聽徐州友人細說概況，哀慟無已，作五古《江北水患》：“……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饑嚙衣中棉，棉盡冷無衣。凍餓逝世路隅，無人收其尸。悲傷那忍見，人瘦狗獨肥。哀哉江北平易近，何辜罹此災。”
甲午戰后，華夏兵連禍結，年夜地滿目瘡痍，敬何在詩中為蒼生收回嗟歎。“骷髏忽起作人語，為我附書與爺娘”，“兒今已與新鬼鄰，兒婦休為故夫哭”，“夢中不遇復何傷，念君新婚別家鄉。別時十四今四十，欲寄冷衣知短長？”
他因那些誕生進逝世的士卒待遇凄涼而覺得惱怒與悲痛。他曾結識餐與加入中日甲午之戰被俘而放回的傷殘甲士胡志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日軍侵占威海衛，胡氏為左宗棠舊部，在牛莊之役中，與日軍作決死搏斗，背負營主尸體，力殺數賊，中炮折足，身殘被俘，三年后始還。敬安為之泣下，一則因其勇毅的英雄豪舉，“折足將軍勇且豪，牛莊一戰陣云高。前軍已報元戎逝世，猶自單刀越賊濠。”一則因其凄涼無助的晚境：“彈鋏回來舊業空，只留茅舍惹金風抽豐。凄涼莫問軍中事，身滿槍傷無軍功。”（《書胡志學守戍牛莊戰事后五盡句》）寫實紀事，有如杜甫之《無家別》，盧綸之《逢病甲士》。
敬安對本身的參學師岐山仁瑞寺恒志僧人畢生都佈滿了感謝和仰慕的情懷。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他從吳越漫游回來，得知恒志老僧人曾經圓寂，遂特地前去衡陽禮塔，賦詩致哀：“金風抽豐一蕭瑟，落葉滿秋林。碧蘚侵階長，青松覆塔蔭。空聞遺教偈，誰識不傳心？獨禮虛堂月，無言淚滿襟。”
降生為僧，云游四方，敬安也并沒有割盡親情友誼以及對鄉土著土偶情的留戀。他以詩人的筆觸寫下年少不勝回想的辛酸舊事：“人世火宅不成住，我生不辰淚如雨。母逝世我年方七歲，我弟那時猶哺乳。撫棺尋母哭掉聲，我父以言相慰撫。道母已逝猶有父，有父自能為汝怙。何堪一旦父亦逝，惟弟與我共荒宇。悠悠悲恨久難伸，搔首問天天不語。……”十余年后他云游吳越，碰上清明節，他想起應當為怙恃上墳的事：“最苦清明三月天，懷鄉苦衷倍凄然。不知故鄉雙親墓，又是何人掛紙錢？”敬安落發時，胞弟黃子成尚幼，身在空門，不成能攜弟同居，便屢番托請友人賜與垂問咨詢人。光緒丙午（1906），他住天童寺，弟在南京，“幼孤早廢讀，貧無薄田耕。饑驅走四方，久客困金陵。衣食恒不給，凍餓迫衰年。其妻病已歿，暴骸于榛荊。遺下兩男女，嗷嗷猶待乳。”為此他以詩代簡，分辨懇求江寧鹽道朱鞠尊、江南陸師書院監視俞明震二位老友惠以升斗，以療其饑。又附書李瑞清，托其恤孤。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是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的文學創作準繩。千百年來，切近大眾、切近生涯、傾瀉愛心、轉達真情的實際主義文學作品，奏響了我國文學史的最強音。詩僧敬安作為這種文學創作準繩的踐行者，必將在文學史上留下不成磨滅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