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趙四方 著《吳派與清代的今文經學》出書暨序文、后記
書名：《吳派與清代的今文經學》
作者：趙四方
出書社：上海：復旦年夜學出書社
出書時間：2024年11月
【作者簡介】
趙四方，男，河南開封人。復旦年夜學歷史學學士、博士，浙江年夜學歷史學博士后。現為華東師范年夜學歷史學系講師（晨暉學者）。研討領域為中國學術思惟史。在《史學理論研討》《學術月刊》《史林》《中國經學》《新經學》等刊物發表論文十余篇。掌管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上海市社科規劃年度青年課題等。譯有《詩與人格：傳統中國的閱讀、注解與詮釋》。
【內容簡介】
吳派與今文經學是清代學術的主要組成部門。由惠棟所揭橥的“師法”“家法”觀念，上承晚明由“道統”復歸“學統”的思潮，下開有清一代經學新局，對常州學派以及常州之外的今文經學都產生深入影響。從惠棟到廖平的經學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師法”“家法”觀念在清代的變遷史。對這一脈學術開展研討，有利于從頭反思吳派經學的意義，也有利于促進清代今文經學的相關研討走向深刻。
【目錄】
【序文】
《〈吳派與私密空間清代的今文經學〉序》 鄧秉元
在近代，吳派經學不克不及說不被重視，早在章太炎1904年出書的《訄書（重刻本）·清儒》，便已指出，清學真正“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
假設明白章太炎早年曾心儀墨辯、名家之學，并欲以此融攝近代東方學術，便可知章太炎對皖派的判斷是極為精審的，何況章學本來就以戴震一派為底色。所謂“綜形名”，年夜體也就相當于近人所說的，樹立在邏輯學基礎上的科學方式。這一判斷后來基礎被梁啟超、胡適所繼承，在后者看來，“這三百年的學術，自顧炎武、閻若璩，以致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以致孫詒讓、章太炎，我們絕不克不及不說是‘嚴刻的明智態度，走科學的路’”。（《讀梁漱溟師長教師的》）
但《清儒》對吳派惠棟之學評價卻并不高，此時的章太炎似乎仍未跳出後人窠臼，特別是戴震一系對吳派的批評。所謂“好博”，意味著缺少統小樹屋紀；所謂“尊聞”，意味著缺乏裁斷。前者也就是他所說的：“初，太湖之濱，蘇、常、松江、太倉諸邑，其平易近佚麗。自晚明以來，熹為文辭比1對1教學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清儒》）
是以，盡管在《清儒》中章太炎留意到惠棟與“尚洽通”的何焯、陳景云、沈德潛等人的差別地點，說他“揖志經術”，撰寫《九經古義》、《周易述》等書，“始精眇，不惑于謏聞”，但卻仍然“泛濫百家”，“猶尚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對于此派的較高評價，共享會議室只是說其著作“陳義爾雅，淵乎古訓是則”；比擬之下，“凡戴學數家，剖析條理，皆㐱密嚴瑮，上溯古義，而斷以己之律令，與蘇州之學殊矣”。
作為對清代學術加以周全評價的首出著作，章太炎的《清儒》顯然影響很年夜。十六年后，舞蹈場地梁啟超作《清代學術概論》，便說：“戴學所以異于惠學者，惠僅淹博，而戴則識斷且精審也。”所分歧的則是對惠學立場的判斷：“惠派治學方式，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漢皆好’。”這一觀點在二十世紀影響甚廣，幾乎成為定論。
不過，章太炎的古文經學立場與戴、段、二王終究有別，關鍵的一點即是，通過晚清今古文的論戰，章太炎反而徹底懂得了劉歆。大要恰是這位在《訄書》中與孔子相提并論的人物，令章氏懂得了九流出于王官的真正含義。作為章學誠筆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典范，劉歆的《七略》建構了漢代以前最為完全的知識體系。可以說，章太炎之所以從一個純粹的考據學家演變成一位心儀“一往同等之談”（《齊物論釋》）的愚人，劉歆的意義不成小覷。關于這一問題，此處不擬申說。
恰是通過對知識體系的懂得，才幹明了章太炎在后期何故對惠棟的學問見解發生變化，甚至還提出“就惠、戴自己學問論，戴不如惠”（《國學概論》）之說。章太炎對清學的最新懂得，集中體現在1924年為支偉成編瑜伽場地寫《清代樸學年夜師列傳》所作的指導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惠棟所倡導的漢學便不止是普通意義上的學術史，而是在晚明以來對宋學不滿的潮水中，率先嘗試往恢復漢代的整體知識體系。這個任務其實也是章太炎欲保留國粹的焦點問題，只不過章太炎所欲保留的不止漢代，而是整個傳統。就此而言，即使戴震學術的精審與裁斷真的堪稱清儒第一，與惠棟的任務仍然不無河海之異。惠棟的博學，顯然不克不及再以“無紀綱”的泛濫、博洽視之。
總之，平易近國之后章太炎的學術發生了最基礎性變化，從一個欲沖決網羅的反動家，變成對傳統學術具備同道理解的學人。章太炎之所以刪改《訄書》，重作《檢論》，便不難懂得。但在新一代青年領袖看來，卻是其老景“漸進頹唐”（魯迅語）的表現。這或許也是章氏后來的學術變化不太為眾人所重的緣由之一，其有關吳派的最新懂得也是這般。在這一問題上，同輩學者中早執先鞭的當屬廖平與劉師培，而新一代學人中與章太炎真正堪稱同調的即是蒙文通。我曾想，身為太炎的自得門生，黃侃何故還要為了學習經學，拜師與己近乎同齡的劉師培？現在看來，劉氏通達清代經學所重的師法與家法，才是關鍵緣由。而這一學術進路其實并不為早年的章太炎所重。
作為廖平的學生，蒙文通是對惠棟至廖平一系的學術進路具有最甦醒認知的學者。關于這一點，蒙氏在其1932年發表的《廖季平師長教師與清代漢學》這一簡短的文字中，早已清楚地作出闡明。此中反復請安的即是由惠棟便已開啟的“家法”或“師法”觀念。九十年月我讀書時初見此文，便曾慨嘆，何故這樣眼光如炬的論述居然長期得不到重視。后來方始釋然，蒙文通師長教師之所以有此見地，與他十五歲便抄讀《四庫總目撮要》、張之洞《書目答問》等書，并是以接近“辨章學術”的途徑有莫年夜關聯。而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界早已脫離這樣的訓練，最為風行的不過是樹立在各種“科學”名義上的外緣式研討。即使有人以“內在理路”之說相倡，卻也僅止于樹一赤幟罷了，其問題意識自己依舊是外來的。因為真正的內在理路，只能是在對整體知識體系予以通觀的基礎上，做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后可。在二十世紀學者中，除了蒙文通以外，一向對“考鏡源流”抱有濃厚興趣的還有周予同，他對經今古文學的基礎分判，重要便來自廖平的《今古學考》。惋惜因為種種緣由，周予同師長教師平生關于經學的學術抱負遠未實現，但其學術目光不應被歷史所埋沒。未來的史家，或許不免難免以著作的成敗論好漢，卻不知開風氣自己的主要意義。
我個人的學術興趣尚不完整在清代，雖然存在上述疑問，卻并未對此展開研討。只是通過開設“清代思惟史專題”等研討生課程，令本身堅持對清學的關注。但04年前后，因為參與北年夜《儒躲》中《九經古義》的點校任務，還是與惠棟學術發生了一點實際關聯。此次點校，除了正式出書的各種文本之外，關鍵是應用了上海圖書館所躲惠棟自己的《九經古義》底稿。我非惠棟研討專家，恕我寡聞，此前未見有學者對此底稿加以應用。在對校這一底稿的過程中，我才忽然意會抵家法觀念在惠棟心中的自覺過程，以及何故要在惠棟這里劃一條分界，以與清初甚至晚明的博學風潮區隔開來。從以“識小編”、“九經會最”相繼定名，到正式命名為“九經古義”，表白惠棟的關注點由最後的散殊考據，到對相關問題的漸趨綜匯，再到呈現晚期經學的內在條理，這一完全過程。最終在撰寫序文時桶底脫落，直接點明“漢儒通經有家法”。可以說，惠棟甚至整個清學的家法觀念，其實是伴隨《九經古義》的成書而逐漸構成的。相關結論我在2013年所撰的《九經古義》點校媒介中已經指出，此處不再贅述。
傳統學術與鄉邦地看關系親密，具教學場地體學派常被賦予分歧的地區項目。如西漢時的齊學、魯學，魏晉之間的荊州學術，甚至兩宋時代的濂洛關閩之學，都是學術史上的顯例。而集其年夜成的則是黃宗羲《明儒學案》，用地區與師承相結合的方式，為明代學術樹立了嚴整的體系。學術貴乎“心通其意”，黃宗羲的幻想是像“年夜禹導山”一樣從事學術史研討，其實與劉歆《七略》的精力是相通的。黃宗羲筆下的分歧門戶，即使以地區為標簽，但學術精力實以代表人物的“主旨講座場地”為依歸。問題是，并非一切學者都能具備類似的學術自覺，僅就乾嘉漢學而言，對于吳、皖、揚州、常州等地的學術關聯便產生種種爭議。以地區作為學派的符號，當然可以凸顯處所社會及家族網絡等原因的影響，但往往也令概念的應用不夠周延。換言家教之，許講座場地多爭論看似熱鬧，其實是不明概念邊際形成的。譬如，錢穆師長教師1981年所作《再論中國文明傳統中之士》一文，指出常州與揚州之學分別與吳、皖的內在關聯，這里的吳、皖兩派，便并非只是地區學術的代言：“乾嘉經學諸儒，分吳、皖兩派。然吳派不限于吳，皖派不限于皖。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師，終老不歸。吳派又分有常州派，諸儒蹤跡，更遍國內。而皖派亦分有揚州派，如阮元，官吏所歷更廣。”
不僅這般，揚、常兩地學者眾多，觀點互歧，同樣不成一概而論。譬如揚州的汪中，常州的張惠言，都與吳派的精力更近。由于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錢穆曾主張“吳皖非分幟”，許多學者藉此否認吳、皖學術的內在判分；但事實上，這并無妨礙他同時指出，常州學者劉逢祿“論學主家法，此蘇州惠氏之風也”。簡言之，作為學派的吳、皖所指并非地區，不過是惠、戴兩年夜學術宗主的代稱。二家一主師法，一重裁斷，乾嘉學者無論地區，凡講究師法條例者則為吳學，凡綜形名、重裁斷者進皖派，如是罷了。
廖平、劉師培與章太炎自己都是經學大師，其相關判斷皆是內行人的指點之語，天然彌足珍貴。蒙文通受三家影響，同時又具備史家的通識，論說雖簡，但深中窾竅。從這個角度來說，趙四方的這部著作無妨視作從學術史角度對諸家判斷的從頭檢視。歌德有言，“理論是灰色的，而性命之樹常青。”只需進進具體情境，歷史總會展現其不完整受理論部勒的一面，并是以表現出二者的張力。但好的理論同樣不會被歷史情境的豐富性所顛覆，這是歷史與理論各自的魅力地點。
在對惠氏家學的回溯之后，本書起首對《九經古義》底稿作了細致的梳理。通過“詳細校對《四庫》本《周易古義共享空間》《尚書古義》《毛詩古義》與底稿異同”，并對相關增訂條目加以剖析，由此可以看出“惠書最後的散殊面孔逐漸褪往，古義古音的考求方式日漸成熟，今古文的文字異同多得以考見，漢儒經說的內在條理已呼之欲出”（本書第一章第三節）。不僅這般，通過剖析惠棟對何焯、沈德潛的見解，年夜體可以看出他與此前博學派學者的分道揚鑣，以及對唐代經學的揚棄，由此呼應了前述章太炎在《清儒》中所提醒的問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書通過對顧炎武、惠士奇與惠棟有關漢史研討的觀察，提醒出惠棟自己具有“一種以‘漢義’詮‘漢史’的史學思惟，這種史學思惟與他的經學研討相分歧，配合展現出力揚‘漢幟’的特征”（本書第三章第四節）。這使得本書能夠跳出現代經、史分科的立場，從整體視角掌握惠棟學術。當然，假設由此拓展到惠棟對文學的研討，或許可以提出更為周全的觀察。
第二章討論吳派家法之學的內在傳承。總的來說，既然要回溯漢代的整體學術，第一個步驟即是彙集資料。但一方面由于鄭玄、王肅的變亂家法，一方面也因為瑜伽教室宋學興起后整體注疏之學的式微，曾經“一經說至百余萬言”（《漢書·儒林傳》）的漢代章句之學早已百不存一。也恰是是以，吳派學者最先重視輯佚之學，惠棟的《易漢學》、其門生余蕭客的《古經解鉤沉》，雖無輯佚之名，而有輯佚之實。到了余蕭客再傳門生黃奭的《漢學堂經解》，可謂集其年夜成。近代以來，清學研討者經常把輯佚、校勘并舉，作為乾嘉漢學之能事；這一點固無不成，卻不知輯佚與校勘兩路學術背后共享會議室，年夜體有著吳、皖之分。由輯佚更進一個步驟，即是吳派學者的家法條例之學。本書擇選余蕭客、江聲、王鳴盛三位吳派主要學者及其著作，討論其具體著作中隱含的師法或家法觀念的自覺；同時兼顧吳、皖兩派學術之異，從傳統經學師家教法與自得兩個角度分別加以歸納綜合，還是頗有見地的。
對吳派與常州之學的討論是本書的一個重點地點。兩派的關聯早有學者留意，但相對于吳派家法條例之學的自交流覺，以莊存與、劉逢祿為代表的常州學術，路數顯然更為復雜。晚清以降，由于康有為私密空間、梁啟超一派今文經學重要把本身的學術淵源上溯到常州莊氏，并對繼承乾嘉漢學的古文經學嚴辭批評，從今古文對壘的立場懂得常州學術，成為二十世紀的主流。近年來，有關常州學術的家小樹屋族網絡及與地區社會的關系，以及常州學者尋求圣人微言年夜義的特別指向，等等，學界已經做過不少探討。此前那種今古文對壘意義上的線性懂得逐漸被超出。無妨說，盡管同樣號稱經學，但乾嘉漢學重要意在古義，是以實際表現為考史；而常州之學則一向沒有喪掉“執古之是以御今之有”的經學訴求。可是否能在既有研討基礎上抉發新義，講座場地依然是一個宏大挑戰。本書通過對莊述祖、劉逢祿、宋翔鳳等的研討，一方面試圖提醒吳派漢學滲進常州的深度，一方面彰顯諸家學術的獨特旨趣。此中，說劉逢祿由最後把吳派師法觀念當作“一種東西性手腕”，到“以《公羊》‘家法’說群經，則是‘家法’觀念的一種‘變異’形態”；論證宋翔鳳對今古文分撥的首倡之功，以及與劉逢祿在鄭玄評價上的對立，等等，皆能立論平允，信而有征。第五節《從“劉歆批評”看清代“今文”意識的興起》，把晚清今古文相爭的學術源頭上溯至江聲、劉逢祿與宋翔鳳，則是一個頗為主要的創獲，關于晚清今文經學的構成史或可以是以改觀。本書最后一章，以陳壽祺、陳喬樅、陳立、廖同等人的學術為例，探討“師法”觀念在清代中早期的延續與整合，瑜伽場地在各種紛繁復雜的經學問題中清算出具體頭緒，表現出探賾索隱的才能。從宏觀的角度看，盡管整部書稿還可以補充對某些關鍵人物（如錢年夜昕）的研討，以使立論更為完全，但有關清代家法條例之學的學術史脈絡已經年夜體呈現出來。
必須一提的是，本書在討論惠棟學術時，還特別留意到其《荀子微言》一書。作為孔門傳經之儒的集年夜成者，早在荀子那里，已經在反復應用師法概念。這表白惠棟對荀子的推許與本身學術傾共享空間向是一以貫之的。相較而言，戴震對孟子的推重與宋儒著重自得的學術傾向更為接近。不僅這般，書中還把吳派學者重建學統的盡力與晚明“道統論崩潰”這一思潮結合起來，在在都顯示出作者的理論關懷。這使得本書已不止是一部“考鏡源流”的學術史著作，而進進到“辨章學術”的義理論域之中。當然，關于這些問題，似乎還可以進一個步驟申說。
六月中旬，趙四方把一疊厚重的書稿寄到我的案頭。此時我才忽然意識到，他已經博士畢業八年了。年夜約08年前后，四方和同班同學金菊園因為申請學校的“曦源計劃”，盼望我擔任他們的指導教師。我的碩士專業是明史，由于研討年夜禮議的緣故，應用過楊廷和的《視草余錄》，當時覺得此書另有不少資料可供發掘，于是就與他們約定，以此為題目開展研討。他們倆不僅順利完成了報告，並且提出不少新見，就在不久前，這項研討經過修正后還得以發表。
本科畢業后，金菊園往復旦古籍所進修，而趙四方則隨我繼續讀碩士。四方為人明敏好學，肯于發憤，雖然也曾對未來心存疑慮，但一旦確定標的目的，便百折不回。2011年下半年，學校的提早攻博計劃啟動，當時業師朱維錚師長教師還健在，四方于是報考了朱師長教師的博士研討生。哪知就在面試前一天，朱師長教師卻遽歸道山。但盡管這般，系里仍然保存了這一招生名額，由于當時專門史教研室并無傳授，是以掛在治近代思惟史的章清傳授名下。四方通過考試后，承系里的好意，盡管我當時尚無帶博士生的資格，仍然由我承乏指導。就這樣，四方成為我瑜伽教室實際上完全帶過的第一位博士生。
近年的博士畢業生數量，倘用過江之鯽描述似乎也不為過。許多人在“日理萬機”的同時，還能獲得博士學位，可謂云淡風輕，揮斥八極。但至多在人文學科，想要真正拿出一篇像樣的博士論文，生怕都要受一番破繭成蝶之苦。記得當時曾和四方討論過三個選題，一是晚明易學，一是清初明史學，一是清學吳派以降直到廖平這一系的經舞蹈教室學。古典生命之學在晚明發生過嚴重調整，特別是在易學中具有集中體現，但相關問題并未遭到應有的重視。而有關清初明史學的探討雖多，似乎仍有深刻的空間。只是這項研討不僅需求對明史自己有通貫的懂得，也需對清代後期的政學關系具備深刻探討的才能。兩個選題一聚會場地偏于高超，一偏于沉潛，比擬之下，第三個選題不僅要高超、沉潛兼顧，並且需對幾乎一切重要經典都下一番苦功，無疑是最難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清楚和思慮后，四方還是選擇了后一題目。結果則正如預料，盡管也能不時體會到讀書為學的自得之樂，但四年中的常態其實是繼晷焚膏、苦思冥索。在我的記憶中，四方從最後常“忽忽如有所亡”，到雙目從頭煥發神情，大要經過了一年多時光。四方最終的論文頗受評審及答辯專家的好評，畢業之后，先是赴德國圖賓根年夜學訪問一年，回來又在浙年夜歷史系跟隨陳新傳授從事兩年的博士后研討，不僅開拓了視野，在理論素養方面也有不小的晉陞。出站之后，四方進進華東師年夜歷史系任務。說起來，當年他論文答辯會甫一結束，擔任答辯主席的嚴佐之師長教師就因欣賞其論文，有興趣邀他往該校古籍所任務，但因為赴德日程已經確定，只好忍痛割愛。不料兜兜轉轉，最后還是來到華師年夜，這也是他的因緣。現在八年過往，在修正后的這部書稿中，雖然原稿的骨架尚在，內容顯然充實了不少。不僅論證更為精審，視野更為宏闊，並且相較以前瑜伽場地，理論上更能自圓其說。在二十世紀以來有關清學研討的大批學術積累眼前，依然能夠作出不乏宏觀視野，又鞭辟進里、富有新意的研討，實非易事。當然，就今朝所呈現的樣貌而言，結構仍存可以改進的空間，立論仍然有待學界的檢驗，也是天然的。等待他在未來的研討中，能夠繼續有所深刻，作出更好的結果。在著作即將出書之際，四方盼望我能寫幾句話，說些什么好呢？略題贅語如上。
是為序。
【作者后記】
本書的初稿是我在2016年6月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吳派與晚清的今文經學——“師法”觀念下的〈尚書〉學變遷》。當時由于學力無限，重要以《尚書》學視角展開論述，對吳派與今文經學的其他諸多關聯，尚未能深刻探討。博士畢業后，尤其是近幾年間，我對論文進行了系統增補與修訂。與初稿相較，除刪往若干章節外，重要增改了余蕭客、劉逢祿、宋翔鳳、陳立、廖同等人的相關章節。若從觸及的經典而論，則重要增補了《尚書》學之外的內容。增訂篇幅約占最后成書的三分之一。
記得是在2006年春季，我從復旦年夜學的選課表上第一次了解了“中國經學史”這門課程與學問。當時看文生義小樹屋，猜測是關于中國“經典”的歷史，不由心生向往。在清楚經學史的內涵后，加倍確信這就是我想要學習的東西。現在，將近二十年的時光倏忽而逝，眼前的這部書稿終于即將排印。每當我念及最後的那種求知熱情，內心就會充滿對命運的感恩。
起首要感謝的是鄧志峰師。我從本科二年級起，就在鄧師指導下開展課題研討，此后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的碩士研討生。鄧師學問宏通淵雅，引領我一個步驟步走進學術研討的殿堂，讓我認識到經學與經學史研討的廣博與精深。2011年底，我向院系提交了碩士轉博士的申請，并在鄧師的支撐下，報考了朱維錚師長教師的博士研討生。朱師長教師是經學史研討領域的一代大師，能夠跟隨他學習是我夢寐以求之事。但是天不遂人愿，就在次年春季面試的前一天，身染沉疴的朱師長教師遽歸道山。這一突如其來的新家教聞讓我永遠掉往了向師長教師面聆教誨的機會，留下無法彌補的遺憾。
我在博士階段繼續跟隨鄧師讀書。恰是在鄧師的建議下，選定了《從惠棟到廖平：吳派與清代的今文經學》這一題目。我至今還記得，在選題過程中，鄧師幾回再三告誡我要選擇那些“堂堂正正”的“一流”題目來做。這對我而言既是壓力，也是動力。初期的寫作過程很是艱難，好像在一個黑沉沉的巖穴中緩慢匍匐，處處碰鼻，挫敗感實足。但鄧師循循善誘，經常在關鍵時刻給予我光明和盼望，有時他的一兩句話，就能讓我重拾信念。在我提出調整思緒、變更計劃時，鄧師總是多加勉勵并惠以新的指點。待論文初具雛形后，他又逐字逐句審閱，提出更深層次的問題。可以說，假如沒有鄧師在後方指引，我絕沒有足夠的膽氣、見識和毅力來完成這樣一項研討。
復旦年夜學歷史學系的章清老師、高晞老師、王維江老師和姜鵬老師，審閱過我的博士論文初稿。論文最終定稿后，有幸獲得嚴佐之傳授、陳居淵傳授、李天綱傳授、王維江傳授、寧鎮疆傳授、郜積意傳授、吳通福傳授以及兩位匿名評審人的評審，他們的意見使我受害很多。嚴佐之傳授在我答辯結束多日后，還通過短信賜示一些史料，令人銘感。陳居淵傳授和李天綱傳授多年來一向關心我的學術成長，在我需求幫助時更是有求必應。博士畢業后，我先后于圖賓根年夜學、浙江年夜學從事過一段時間的研討任務，在講座和讀書會上宣讀了本書中的一些章節，蒙閔道安（Achim Mittag）老師、陳新老師提出意見和建議。此外，臺灣學者蔡長林傳授的許多論著對本書寫作影響甚年夜。我在2017年底與蔡老師獲得聯系教學后，獲得他的大批幫助和指點，于常日交通中獲益匪淺。謹向以上諸位師長敬申謝忱。
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有許多友人曾給我以溫熱和氣力。同學金菊園、張濤、王維佳、張軒赫、歸彥斌、季培剛，屢次耐煩地聽我表達論文中的設法，與他們的配合探討極年夜地促進了我的思慮和寫作。張鈺翰、蘇邪道、李騖哲、徐立、崔慶賀、鄧盛濤、錢奕冰、成棣、余一泓、杜倩倩等學友，或寄贈資料，或惠予高見，或代為校核文獻。他們的密意厚誼讓我難以忘懷，在此一并致謝。
本書初稿在2021年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有幸獲準立項。五位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修正意見已被接收進本書之中。華東師范年夜學歷史學系給予我優良的科研環境，與同仁們的高興交通是本書得以順利完成的主要助緣。特別是個人空間李孝遷老師、王應憲老師、裘陳江老師在我初來乍到時曾施以援手，讓我心生感謝。此外，復旦年夜學出書社在申報基金時大力推薦，胡春麗編審更是為本書出書支出了大批血汗。這些都是我應當亟為感謝的。
最后，感謝我的怙恃和姐姐，他們無條件的支撐讓我在求學和任務時沒有后顧之憂。當然，還要特別感謝我的人生伴侶王婕姍密斯一向以來對我無盡的懂得、慰勉和照顧，讓我得以在舒適的生涯聚會場地環境中安心寫作，在漫長的學術途徑上舞蹈教室勇毅前行。
責任編輯：近復